当农民跨进流动的世界｜劳动者的书信①

【编者按】

历史的魅力，也许也藏匿于一摞摞尘封书信的褶皱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手和土地的联系逐渐松动，人们扔掉锄头、走出村落，跨进流动的世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收集整理了大量劳动者的书信，它们来自乡镇工厂、民营企业、少女心房，也来自异国他乡。字里行间，不仅有商业意识的觉醒、政策变革中的裂隙，还有经济神话下的琐碎......它们是社会转型期的微观样本，描摹出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在城乡流动中流转的心事。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整理了五组劳动者主题书信，让这些沾着机油与汗水的字迹告诉我们，一群人如何用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流动的时代中为自己架起桥梁。

海报设计/王璐瑶

文/张乐天

太阳透过窗棂洒满我的书桌，我带着极大的好奇翻开一组组书信：来自江苏省邗江县六圩鞋楦厂的，来自江苏省无锡县港下人民公社特种电机厂的，来自河南省许昌市劳动服务公司的，来自安徽省天长县金集街家用化工厂的……

那些1980年代由一双双农民粗糙的手书写的文字，向我展开了一幅幅他们活跃于其中的生动画面。我读着，设身处地，如一个人类学家走进田野，感悟着信中人的酸甜苦辣，想象着信中事的错综复杂。

曾经，农民的生活艰难困苦，生活本身却十分简单。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一代又一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希望之门，吸引着数亿农民离开土地，走出古老、传统的村落，跨进流动的世界。就社会生活而言，无数农民的“离开”与“跨进”宣告着中国现代性的开启。这是宏大的历史变革，重塑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信息：流动的机会

江浙一带的农民们都知道，除非“面向黄土背朝天”，埋着头在地里干活，一旦想做点别的，尤其要上街，先得“临市面”。[1]

如何“临市面”？最习以为常的方法是“打听”，向其他人探听相关信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农村集市慢慢形成了信息聚集的中心茶馆。人们到茶馆里去了解情况，交流信息，也增进感情。有趣的是，总会出现少数人，他们似乎掌握着很多的信息，可以随时为大家提供信息，被称为“包打听”。

1980年前后，电话极少，更没有其他先进的通讯手段，于是传统的人际传递成了最重要的信息流通方式。当年所说的“八亿农民八亿商”，“八亿商”并不是指八亿人都在经商，而是形容八亿人都在传递商业信息。

最常见的是亲戚、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之间的信息传递，熟识成为信息准确性的基本保证。下面几封书信记录了当年信息流动的情景。

河南农民陈庆生在上海打工几年以后，在上海创建了东灵美容健肤品厂，工商登记在老家河南省许昌市，许多“生意”也与河南相关，他收到了许多来自河南的书信。

例如，1986年1月2日，四哥长顺来信说：

关于“美容消斑霜”的事，我想在北方扩大你厂影响，能否寄来几件，让我们作为试销。因我们是劳动服务公司，资金不太雄厚，怕多了积压，我不好交差。如果在许昌，我们一家试销成功，我们有营业门面，今后可以用我们作窗口，在整个许昌地区或者向北扩大你的影响和产品考虑。今后，为了沟通南北商业渠道，我们有营业房地址，如果沪你有知己朋友，愿扩大经营，于北方合作时，也可代我们洽谈，联合在咱们这里经营商业和轻工业，保证双方互利。

10天以后，陈庆生又收到一位上海朋友的信：

目前有友相托，未知你厂珍珠贝粉、硬指酸、甘油等原料是否需要，另有各种塑料袋盒定制，十分欢迎的。望放在心上，拜托拜托。下星期三16日晨，我再带几件给你看看，成不成没关系的，请你把日化产品样子放心上，切切。

在书信中，我特别注意到，1980年代初期一批活跃于城乡之间的、类似于传统“包打听”的人物，似乎都是平头百姓，却路子宽广、关系众多，掌握着许多资源，有时可能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985年1月中旬，江苏省邗江县六圩鞋楦厂厂长李长贵委托该县八里日用工业品厂的朋友陈卫东等二人到上海接洽生意，因为陈卫东的父亲“本事很大”。下面是陈卫东等从上海的来信：

长贵等二位同志，

自来沪后情况简告如下：

一、所带城乡结算1200元是购置拷边机一台布鞋底机一台计款1315.80元，差额115.80元，交了现金。于今日办理开票提货托运全部办妥，明日开始购置剪刀郞头等另星工具。

二、草种机目前上海缺货，比较紧张，因为这种产品属于淘汰新产品，今后采用电动草种每台520元，包括电动机成套设备，但目前无货，经过小陈的父亲刘宗仁同志多方努力，该批发部同意二月十日到货安排三台。

三、目前怎么办，根据刘宗仁同志意见，先替我们搞三台，目前机头稍微修一下即可使用，明天准备去看货。当然主要是老刘作主定价，据我和老刘商妥130元即可，包括修理费在内。这是我们三人的初步估计，有可能向下浮动或向上浮动。总之，主要由老刘同志作了这件事，我们人已经定下来，如有异议，速来函告知老刘。

四、关于涤纶呢（属于下半年生产女式棉鞋的主要材料）可能要调高，有可能的话，可暂购部分回厂。

总之，这次来沪办事，在老刘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比较顺利，具体下一步怎么走等老刘同志回来过春节再详细规划。（1985年1月29日）

当年，乡村企业负责人不单抓生产，还会做各种与企业不相关的生意，真是“什么赚钱做什么”。下面一封江苏省无锡县港下特种电机厂厂长的收信更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信件写于1989年2月29日，写信人是天津郊区东庄乡老圈村农民，称厂长徐建业弟弟。

徐建业弟你好！

咱们很久没有通信联系了，不知近来你的工作很顺利吧。全家都好吗。那年你们要的铁，走了以后，没有听见信息，不知你们办到了否。不知你们那需要什么。

钢材是否还需要？生铁、盘条6.5M的车板，交货每吨1500元，其他费用都没有了。水泥450号车板交货每吨110元。还有大同煤，车板交货60元一吨。这些东西要的数量越多越好，保证出省手续完全。如需要，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有什么事情请联系。另不多写，特此，祝全家安好。

书信传递信息，为流动创造着机会，但是，诸如此类的机会却也让厂长们头疼，难以决策。

在那个通讯方式极其落后的年代，在浙江、江苏广大农村地区，人们并不缺乏信息，反而是信息泛滥、真假难辩。所以，最先富起来的人们对于可能直接通讯以验证信息的电话怀着极大兴趣，以至于1980年代末，当“大哥大”出现以后，价格极其昂贵，仍有人抢着购买。

像大多数外出经商、做企业的农民们一样，陈庆生他们买不起“大哥大”，却一直关注着一切与产品销售相关的信息流通方式，并敢于率先尝试。陈庆生的企业生产护肤产品，这类商品的销售与普通老百姓的知晓度、认同度密切相关，如何让自己生产的“美容消斑霜”走进寻常百姓家？陈庆生兄妹们想到了做广告。

但陈庆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报刊毫不相关，怎么联系报刊，怎么设计广告，怎么书写广告词，这一切都是难题。陈庆生他们知难而上。我们从下面摘录的一则书信中看到，他们花了不少钱，还上过当[2]，却坚持着一直做广告。

庆生哥，你们好！

来信早收到，最近广告出来了不少，故业务还是很好。我们也要抓紧时间大干几个月。你湖南、江西二处广告对我们又是打击。我们广告费上月已汇去，就在近期要出来，这样两处广告要在一起刊登。电视报广告以后你厂尽量少做，在其他报刊我们就不管，这次又是800元泡汤，他们都很气。

安徽省天长县金集街家用化工厂郑松林1986年3月18日

另一封书信让我们看到广告的积极效用。

1988年秋冬，上海市嘉定县黄渡乡许家村农民在某信息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手头可以提供整套把普通自行车改装成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售价51元。广告登出以后，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希望购买电动自行车配件，有的还提出合作批发。我们保存着1989年年初的34封书信，这里仅摘录一封。

上海市嘉定县黄渡乡许家村杨玉和先生：

欣闻贵处提供51元的电动自行车配件，请详细介绍情况，以便订购。

我们办有一个勤工俭学服务部，愿与你建立联系，长期合作。如果价廉物美，将批量引进。

专此恭候回音。

湖南溆浦县教委，勤工俭学管理站，

江涛，1989年2月14日

诚信：流动的保障

诚信是人的内生品质。诚信履行外部规则，如交税、按合同办事等，直接与个人名誉、企业声誉联系在一起。

当农民离开土地、走出村落，进入流动的世界，诚信的实践就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1980年代尤其是如此。读着陈庆生他们的书信，我们发现当年诚信实践的几个有趣面向。

陈庆生也想认真抓好生产，做出质量合格的产品，让自己的健肤美容产品畅销市场。岂不知美容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陈庆生不得不承受产品质量差的质疑，不得不接受退货，承担经济、名誉双重损失。从1985年11月起，连续三个月，陈庆生连续接到三封信：

1985年11月17日，安徽省天长县金集街家用化工厂郑松林在信中写道：

我们目前业务还可以，就是有许多小包在包装时就有变色变硬现象，有许多发出去后，他们都来调换，而且搅拌后都有变色，有多人反映，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也无法回信。

1985年12月8日郑松林又给陈庆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的质量问题更加严重：

前几天得你许昌小包，打开共计三大包，有二包不能用，都已变质发黄，有的已发硬，有一包，3900包能用，其他两包不能用。你是否可以再寄些来。我们现在等用。

1986年2月18日，上海南汇县金星第二日用化工厂张建新来信，质量问题让双方都受到很大损失，信中写道：

可是至目前，杜英华经手发往北京的5000包产品，仅销去1000包，还有4000包退回。该产品经检查全部变卖，发往湖南的也因变卖退回770包。所以这4770包，我们双方都应负责。因此我想和你约个时候，当面谈一谈处理办法。

农村社会相对简单，诚信实践也比较简单。在人际互动中，诚信可以直接表达，容易相互接受。工商业活动中，诚信也变得复杂起来，某事出错，切不能轻易地扣对方一个不讲诚信的帽子，而应当对事情的过程做认真分析。

在李长贵那组书信里，我们惊讶地注意到，跨进流动世界才几年的农民，就意识到这个道理，遇到问题以后，尝试着以冷静、理智的方式去处理。

1987年秋冬，李长贵派马宇强到上海某压铸厂采购材料与设备，东西运到六圩鞋楦厂以后，发现有不少问题，马宇强到车间去了解了情况，再回上海去找原因。1987年12月13日，马宇强从上海写信给李长贵等企业负责人。

李厂长，周厂长及韩忠良，你们好！

我19日到厂里，你们和我说材料不够，我去忠良车间看了看，韩师傅和我说，锡青铜98MM，二种轴承要少600只，4MH8.263.001少400只，4MH8.263.002少400只，共少600只零件的材料。根据零件尺寸，估计要少3.6到4料。我搞不清楚，当时忠良领材料时量得好好的，现在一下子怎么会少这么多？

我一回上海就去压铸厂查了查，对方厂里，根据原来买回来材料，对照过去领的材料存根查了。当时给忠良的没有错。不过，我还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同时，请你们也查一下。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在我方，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当时领材料时没有复查。

二，路途中遗失。

三，当时对方给材料时没有算料头和弯曲，不能做的部分。但这不会相差这么多。包括报废率。这些事当时没有向对方提出。

四，就是对方给材料时，每只零件只给1-2MM余量，而你们做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还有就是报废率高。

现在请你们做到以下几点：

一，仔细清点一下材料，算一算到底少多少材料，零件少做多少只。  

二，把不能做的材料和料头放在那里，不要遗失，来沪时带来。

三，清仔细地查找一下造成这样种情况的原因。

四，送货时，请当事人韩忠良一同来沪。

以上几点，请你们务必做到，这关系到厂里的长远利益。我在上海会积极想办法解决。对方厂明年的零件加工业务即将下达，请慎重处理。言不多说，一切面谈。

在村落社会里，诚信实践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每个村民心中都会区分出不同的人，有些极可信，有些比较可信，有些却不太可信。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们不经意间把这种想法带到了工商业实践中。

1986年3月21日，郑松林给陈庆生写信，信中说：

款不够，先垫一下，至于托林哥小包，你绝对放心，我们是不会收他的。现在我们几次到上海都没到他处去，他也不会来救助于我们，只要我们不收他小包。他小包是无处去的，到时还要给你，你也是多事。不啰嗦了，为何还要给他去包小包。你放心，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每人做事也要凭良心，也像你自己所讲这样，坏人好人分得清。

最后一句话“坏人好人分得清”是什么意思？意思说，林哥是好人，一定讲诚信，我们可以放心。

在工商业实践中，可信的人很多来自于熟人群体中，他们是亲戚、战友、同学、朋友中原先就“极可信”的人，所以，在陌生的工商业实践中，他们也成为“最好的合作者”。很多企业负责人在工商业实践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极可信的人”。

1980年代中期，宁波人民钢丝厂厂长从上海第二钢铁厂聘请黄福生帮助工作，黄福生每隔一个星期就到宁波来一次，处理各种技术难题，成为宁波人民钢丝厂的“星期日工程师”。时间一长，宁波人民钢丝厂的陈冶新工程师与黄福生关系越来越密切。1988年6月9日，黄福生从上海家中寄出一封信给陈冶新，我们从信中可以读出诚信关系的建构。

黄工，你好！

赴西安前后的两封信均已收到，信中所云使人深感亲切而又直率，我为有你这样一位行业的知音、生活的导师而感到幸运。

你说话：“如何看待，如何看待我，我还是个谜。”“希望仔细考虑，详细分析。”这个问题该是摆上议事日程上来了，但回答起来总还是感到过去、现在、将来结论不一定一致。正像你直率地提问了，那么，我也就大胆地回答吧！但答得不正确，希望能谅解和指出。今天信中所言，不要和我厂以及有关人员谈及。

首先，你应该相信我同你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几月我在家休息，虽然未同你通信，说实在话，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这些我给高师傅说了一部分，余不来的话如信中谈不清，见面时再说吧！不过还是一句老话：“有朝一日，能和你一起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将是我最大的荣幸与快乐 。”按上海人说：“你我是自家人”。你说对吗？

……近日工作紧张，时钟已经响了十二下，我不想写了。既然我难出家门，我的看法是，你还是到宁波来一次吧。来之前请与戴厂长通话或通信，就说来谈业务。他可能于20日之后去出差。……到甬来要准备签技术咨询费合同。

此信写得不当之处，请指正，但别同我厂与二钢同志谈及。

祝友谊长存！

钱：流动的源泉

1970年代末，像无数长三角地区的农民一样，当李长贵有机会离开村落从事工商业的时候，眼前如打碎了的万花筒，缤纷斑斓、美妙无比，迷人，更让人疑惑。李长贵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一幅图像，在一片历史的迷雾中慢慢清晰起来，就是一个大字：钱！

在工商业实践中，钱陷入了“鸡蛋循环”：要生产，先要钱；只有先生产，才有钱！钱成为跨进流动世界中的企业负责人和普通职工积极行动起来的动力，成为他们排除万难前行的源泉。

我们从书信里看到，钱与物的流动有三种情况。

一是应付钱。

1985年12月17日，李长贵派赵林强前往福建进货，遇到运输困难，需要追加许多钱。赵林强不得不在福建崇安县吴屯供销社旅社里写信给李长贵，叫他“及时”寄钱，以便准时把货运回企业。很多环节，只有先付钱，货才可能流动起来。

长贵同志，

从本十日离厂去福建，十一日到上饶因下雪山路滑不通车，十二日下午去崇安，十三日去吴屯综合厂落实鞋楦坯一事。十四日到鞋楦存放点，有货，数字估计一万双不足一点。十五日随同综合厂老厂长去江西铅山办理运输手续。目前运输比较困难，主要是春节前货运量较忙，要我们节后运输，或到弋阳、鹰潭联系，结果再三协商，同意在86年元月5日前运到河口，在元月25日前运到我们厂，并签订了运输合同，预交款3000元，共需运费4700元。就是时间长了一点不理想也没有办法。十六日由铅山回吴屯。我们在24日打电报给你，要汇款15000元一是交运费，二是三角料预交款。当时吴屯综合厂程厂长要我们汇2万元，我们没有同意。他们的理由是把这次货款汇齐，上次欠款暂不要。我们的意见上次结清，这批包括运费汇15000元。私人带东西给现钱。就这样处理的。我们等厂款到，先把铅山运费3000元汇出，才能离开。再到江西等宁波处收款。十七日收到你电报一份，已汇款一万元，还要积极筹5000元，在本月底到吴屯综合厂帐号，86年元月5日前才能把三角坯运到河口。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把事情办好后两人一起回厂，下月5日前同志由杜忠进同志到吴屯监督发货运至河口，防止人一起拖延时间，厂里等坯子生产。再说总共还差款1万多元，防止有借口。等我们到江西住下来，椠电报给你。

关于还欠吴屯款子问题，防止吴屯综合厂不放心，我们采取不断关系，86年6月份交货，订一万双三角料合同。

我们这次肯定把上次三角坯料的发票带回厂。

总之，等款到吴屯帐户把水运费汇出，把事情办好，我们俩离开，杜先回厂，我一人到江西等处。

二是催付钱。

1980年代，一方面，许多物资依然短缺，许多企业仍“有钱买不到原料”，许多商品仍极其紧俏；另一方面，大量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急需销售。后者造成了当时的“先供货，后付钱”的情况。于是，我们在书信里看到了大量催付钱的文字。下面摘录一封江苏省宝应县小君电热电器厂郭得全，写给李长贵的信。

1987年10月17日

李厂长，你好！

上次我寄了两封信给你，谅你一定收到，因为工作忙，未能顾得上回信。这一点我是理解。目前因秋种开始，我不能前拜访，关于货款问题，再次请求帮助，不用多说，有情后感。

小弟。

三是拒付钱。

俗话说，天下有三难，登天难，求人难，要账难。这句俗话有助于我们体察当年种种催钱的、令人难堪的态势。催钱总还有钱，拒付钱则给了物不付钱。当然，拒付钱有各种理由。下面是一封拒付钱的书信，由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运输处工务段汤玉林写给无锡港下特种电机厂黄维新。

1988年7月1日

黄厂长，你好！

你发来的关于汇款电报已接到，内情尽知，关于拒付原因：

1，你单位所要的款额与签定合同价钱不符。

2，道口栅门的二台不能使用，其中一台电机破损，一台电机短路。

3，后发来的电机容量在于原配电机容量，以致配电盘容量小，不能使用。

因此，现已影响了我单位的道口栅栏门的及时使用，受到了处长的批评，所以，请你速派人按装好道口栅栏门，能够正常使用。

经过我处生产技术科、安检科等有关部门的验收合格后，财务部门才能以此凭证给予汇款手续。

在本文引用的各组书信中，陈庆生创办的是私人企业，河南许昌注册，上海设有主要生产基地。陈庆生与弟弟妹妹同心协力生产化妆品，营销全国。化妆品属于利润较高的产品，他们赚到钱了吗？下面引用妹妹来自许昌的一封信，信中没有任何日期，根据信中讲到的地改市，可以判断此信写于1986年。[3]

哥嫂，好吧！

今去信说明几个问题如下。

1，广告。我收到你的信，立刻把钱汇出800元，请放心，江西的报已经给你邮去，广州、湖南还没有来。

2，郑州王秀兰给咱们来信了，还想合作。我想在没有减税前，叫武给代办一部分行吗？

3，田局长的彩电没有给他，只因现在地市合并，他一直没有来家……关于这个事今后再说吧。

4，平远的姐姐还钱问题，我已给了三千元。是这样，他姐买房子又盖房子，约化费了二万元。房子没有盖起，她的大儿子患了肝癌后期，看病不报销，他姐哭得不得了，没办法，我把丽娟丽强平时存的钱要过来，还有平远的衣服卖了，我们的全月工资和这个月汇款全部挤在一起，和电视机钱，共还了三千元。现在我们四口人连个买菜钱都没有。家十天半月不买三元五元的，现在有了很多盒子，没钱邮。

5，关于妈回来，请你在上海和她老人商量好。妈一个人过生活，一月她老人需用多少钱，请写信告诉我，只因为你给记的有帐。春节前，咱妈把我挤的过年都没有钱，后来把羊肉、平远的烟酒全部卖了，给我的两个女儿交学费。我们过年没有钱也就算了，照样过年，和你比不了就这样到上海了以后，还对你说我怎样的对她老人家不好。你听了后火冒三丈，马上写信责备于我哥哥。第一我不是媳妇第二不是养女，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生活，我是她老人家孝子，现在就不是了。为什么，总的来说，是为了钱，请你想一个好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吗？

仔细读一读这封书信，让人感叹。陈庆生他们折腾好多年，家里似乎仍没有多少钱。他的故事似乎与那个时代流行的“万元户”、一夜暴富的故事不一样。但正是这种“不一样”，才更反映1980年代绝大多数跨进流动世界中的农民的情况。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随着数亿农民们投入到规模极其宏大的工商业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开通了、航线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并不来自少数暴富群体，而恰恰来自亿万普通的工商业实践者，来自他们坚忍不拔、知难而上、砥砺前行。

（作者：张乐天，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1]“临市面”有着古老的起源。“临”，金文从「臣」从「人」(即「监」省去「皿」)，「品」声。「臣」象竖起的眼睛，全字象人低头俯视之形，有居高临下之意，本义是俯视，引申为监视，更引申为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市面”指市场上，包括市场上的价格，市场上某物的多与寡。市面更广泛地用于指称街面上、市容以及工商业活动的一般情况，如曹禺《日出》第二幕：“市面要略微好一点，两分多三分利也说不定。”

[2] 信中没有写到上当的具体内容。

[3] 1986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许昌地区撤销，升为地级市，辖魏都区、许昌县、长葛县、鄢陵县、禹县。